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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億GDP城市居民收入倍增榜:22座城市提前實現翻一番

      網絡整理 2024-04-04

      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中,具體目標包括“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從城市維度,生產總值(GDP)是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推動力之一。同時,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長、中等規模收入群體的擴大,也利于促進消費的增長。

      以此為背景,我們選取了2020年末GDP達到萬億元規模的23座城市為樣本,衡量2010年-2019年這些城市的居民收入變化情況(未選取2020年數據因尚有部分城市數據未公布)。

      截至2019年末,23座萬億GDP城市收入增長的排名依次是:北京、武漢、上海、合肥、南京、廣州、杭州、佛山、蘇州、無錫、長沙、寧波、青島、鄭州、南通、福州、成都、天津、泉州、西安、重慶、濟南和深圳。

      其中,北京、武漢、上海實現了超200%的高倍增,合肥、南京、廣州、杭州等城市亦有超170%的增長。

      推動這些高倍增城市的因素是什么?中西部城市如何追趕東部沿海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將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22座城市居民收入實現倍增

      通過對23座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情況的梳理,有如下特點:

      2010年-2019年,有22座“GDP萬億”城市的居民收入實現“翻一番”目標,且北京、武漢、上海實現翻兩倍。

      居民人均收入突破3萬元的城市顯著增長,突破6萬元的城市達到5座。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在此期間也快速上升:武漢上升8位,合肥上升6位,北京上升5位。

      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可進一步推動消費增長,如合肥、重慶、成都等城市的全社會零售消費增速在此期間實現了2倍以上增長。這也提示了在我國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背景下,未來仍需進一步提升人均收入,特別是提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事實上,居民收入增長依賴于城市的發展。2010-2019年,中國城市經濟規??傮w上不斷增長,如萬億GDP城市從2010年末的北上廣三城,擴充到2019年末的17城,2020年末,又再增加6座城市。城市經濟的增長,推動了產業發展與更多就業崗位的出現,也使得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財產性收入增加,這又推動了居民收入增長。

      而在“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下,2010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為重要的參照物。

      21世紀經濟研究院注意到,1.9萬元的人均收入,成為衡量一座城市居民是否達到高收入的“分水嶺”,2010年,僅10座城市達到這一標準。這些城市以省為劃分,廣東省、江蘇分別有3座城市上榜。其中廣東為深圳、廣州和佛山。江蘇省有蘇州、無錫、南京。從城市群角度看,除北京外,這9座城市皆在珠三角或長三角。

      這表明,2010年中西部城市的人均年收入與東部沿海城市仍存在明顯差距。如長沙市排名居中西部第一,但仍僅列23城的第15位。排名后6位的城市皆在中西部,包括西安、成都、重慶、武漢、鄭州和合肥。

      但到2019年,23座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情況出現了較大變化。

      從整體看,2010年23城中僅8座城市的居民人均年收入在2萬元以上,2019年則全部實現這一標準。

      同時,居民人均年收入在3萬元以上的城市中,2010年僅深圳市,2019年則有22座城市。

      2010年的人均收入前10強城市,以1.9萬元為基數。而2019年末,前10強的城市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萬元大關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5城突破6萬元。

      而從2010-2019年的人均收入增速情況,除深圳的增速未實現翻倍外,其余22城提前達標。其中北京、武漢和上海實現翻兩倍。合肥和南京的增速也超過190%。

      同時,23城的居民人均收入排名也在此期間發生變化。如上海超越深圳,人均收入列23城首位。北京則前進5位,排名第二。武漢從2010年的排名第18位,增長到2019年末的11位,實現“暴力拉升”,合肥則從2010年的倒數第一,晉升6位至第17位。

      北京、武漢、上海實現高倍增

      2010-2019年,北京、武漢和上海是居民平均收入增長最高的三座城市,增速分別是220%、216%和205%。

      一個共性是,這些城市經濟的增長,推動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為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帶來積極影響。如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帶來就業結構變化,從而對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如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定位,決定了這兩座城市擁有更多的資源配置能力,如上海是我國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這兩座城市是世界500強和上市公司的聚集地,尤其擁有發達的金融和科技行業,提升了當地居民的工資性收入。

      武漢市則在近年深入實施制造強市戰略,全市工業經濟規??偭糠€步擴大,結構效益不斷改善,動能轉換持續加快。2019年末,武漢市規上工業企業數量達到2949戶,在副省級城市排名連續前進3位。2019年,武漢實現全部工業增加值4539億元,位居副省級城市第四位,以穩固的實體經濟發展,推動了當地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

      而通過收入結構分析,受益于房價增長,北京和上海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長較快。以2018年為例,上海市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為9666元,比上年增長7.0%。當地統計局稱,上海房屋出租價格保持穩定,房屋租賃市場需求持續擴大,房屋租賃市場較為活躍,城鎮地區居民家庭出租房屋收入增長向好。

      在23座城市中,深圳是2019年底唯一未實現居民人均收入翻倍的城市。不過,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市,其在2010年的起點就已是最高,2010年其居民人均收入“一枝獨秀”,達到3.24萬元,是23座城市中唯一破“3”的城市。

      2019年,深圳市居民人均收入為6.25萬元,列23城第3名,被上海和北京反超。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主要基于兩方面因素,第一是深圳的基數較高導致增速減緩;第二是2010年深圳市使用的是抽樣調查法,數據為“全市居民人均收入”;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數據來源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

      此外,盡管重慶2019年末實現了人均收入的翻倍,但卻是唯一人均收入在2萬元區間的城市。這與重慶超3000萬的常住人口規模,以及主城區與周邊區縣的經濟發展存在較明顯差距有關。這說明若要提升居民人均收入,當地在未來需要進一步帶動經濟規模較小的區縣發展。

      產業、就業、稅改推動收入增長

      2010年以來,推動中國城市人均收入增長的動力何在?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首先得益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尤其在中西部體現突出。

      即從基礎建設、房地產開發拉動,向更長生命周期、更能激發城市內生活力的產業發展過渡。

      如2010年,成都和重慶的電子信息產業開始起步,中歐班列隨后開始推動當地的外貿發展;西安則在2016年提出發展“硬科技”,合肥數個在當時看來極具風險的投資項目,逐漸轉變為城市發展的動力。

      體現到GDP方面,2011年,重慶成為中西部首個萬億GDP城市;2014年,成都和武漢聯手入圍,使得中西部地區在整個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分量進一步增加;2017-2018年,長沙、鄭州新晉;2020年則有西安和合肥晉級。

      中西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也進一步帶動了就業及工資水平的增長。如以合肥市為例,2010年其居民人均收入僅1.31萬元,列23城末位。但從2019年的情況看,被喻為中國“最強風投城市”的合肥,實現了逆襲。

      其次,也與“十三五”時期我國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有關,以就業推動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

      如將就業置于“六穩”工作和“六?!比蝿罩?。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萬元大關。按可比價格計算,2010年—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實際增長接近翻番。

      個稅改革也進一步提升了居民實際收入。2018年,個人所得稅法完成第七次修改,個人所得稅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提高,稅率結構獲得優化,次年又開始實施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僅2019年的減稅總規模達到4604億元,2.5億納稅人人均減稅約1842元。

      收入提升促進消費增長

      從更長遠意義看,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可進一步推動消費增長。截至目前,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已經連續六年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尤其是在目前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需要進一步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這就要求保持居民收入持續增長。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體現一座城市消費需求最直接的數據。以此為背景,21世紀經濟研究院也對部分城市2010-2019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進行了統計。

      從這些城市2010-2019年的增速看,中西部城市的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和沿海城市。如合肥、成都、重慶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超200%。這也從一個角度表明,隨著中西部城市收入水平的增長,其消費潛力獲得了進一步的發掘。

      除了收入增長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因素還包括人口和消費水平。

      人口方面,體現為新增人口的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動的影響。但收入更高的城市,越能夠吸引人口的流入,再加之積極的落戶政策和良好的就業環境,帶來了人口總量的變化,也推高了地區消費總額變化。

      消費水平的增長,體現于收入增長背景下,一座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從商品角度又可分為:消費升級帶來的商品類型升級,以及購買商品數量的增長。

      這意味著,在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增長,進而推動經濟總體發展的背景下,城市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注重對人口引進方式的研究,如有條件的城市出臺更加積極的落戶政策。在商業領域,也應該從供給側出發,提供更多滿足由收入增長而帶來的消費升級類商品。

      事實上,國家發改委《關于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明確,持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是進一步增加民生福祉的關鍵,也是激發國內消費潛力、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支撐。

      其中提出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

      同時,與城市居民相比,由于農村土地資源未與城市接軌形成城鄉統一的用地市場,造成了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較低的情況。

      這是未來我國農村改革中的重點,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一市場打通后可以實現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有望從整體上繼續提升一座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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